李迅雷：全球经济动荡下的中国经济走向与政策选择——大金融思想沙龙第129期干货
编者按
2019年9月23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与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联合举办的“大金融思想沙龙”（总第129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汇贤大厦举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以“全球经济动荡下的中国经济走向与政策选择”为题发表主题演讲。李迅雷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的经济从长期来看呈现出一种均值回归的趋势，其主要动因是人口老龄化。在目前存量经济主导的阶段，居民收入和财富的分化现象愈加严重。我国为应对全球经济低增长高震荡的情况，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脉络和逻辑较为清晰，但如何真正落实仍有待考量。最后，谈及资产配置，建议适时减持房地产、关注稀缺优质资产及重金属投资机会。
此次讲座由IMI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主持，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的所长陈卫东、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国家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曲凤杰、民生加银基金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宋永明、财政部金融司金融市场部处长薛军、华泰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张继强、融通基金固定收益部总经理赵小强等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讲座并发表点评。
（李迅雷）
丨观点整理 王偲竹
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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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投资角度而言，了解目前中国经济所处阶段、政策及其出台背景、逻辑和走向等，都是很有必要的。长期和短期来看，目前中国经济处于怎样的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出台了哪些政策？这些政策的逻辑是什么？从资产配置上又要有哪些考量？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一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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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回归下经济步入分化时代
了解中国经济的长远走势，是理解我国政策走向的一个必要前提。经济的上升和下行，是一个相对概念。若将三百年作为长期趋势的研究时长，则中国经济处于上升期。若看近三百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1700年处于底部，1700-1820年的这120年处于上行阶段，1820年，中国GDP占到全世界的32%。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萎缩，下行时间持续了130年。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经济增长缓慢，真正的上升阶段始于1980年，乐观而言还能继续增长60年。
短期来看，也就是看新中国成立后的这70年，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上行期，并于2007年达到峰值。之后，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不利影响，直到2010年，经济都处在缓慢回升的过程中。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步入下行阶段，但仍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我认为，中国经济有望在这一下行的过程中跃居全球之首。目前美国GDP的增速不到3%，中国经济很有可能超越美国。这种均值回归的趋势，可以理解为数学中的均值回归现象。均值回归的动因是人口老龄化。通过研究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可以发现劳动力数量的下降不仅会导致经济增速的下行，也会带来国家经济创收能力的下降。人口老龄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劳动扶养比例的上升，即需要扶养的人口除以劳动人口的比率正在上升，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历史资料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经济增长缓慢，除了国际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外，另一个原因，就与这30年间扶养比例偏高、劳动负担较重相关。1966年，中国的扶养比例达到1.25的高点，2011年，达到一个新的高点3，到2050年，可能达到日本目前的水平。所以，我国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也考虑到人口加速老龄化问题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和扶养比例的上升，其原因均可归结于劳动力人口的减少。2012年起，我国劳动力人口减少了2600多万，此外，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口流动性也在下降。过去认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动力是城镇化，而如今城镇化率每年上升的比例在下降，表明中国的城镇化已步入后期。或许有人会说，中国的城镇化率才60%，还具备较大的上升空间，但是，思考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必须考虑到第二个纬度——老龄化水平。正如前文所说，中国的老龄化水平已进入加速阶段，流动人口数量下降。总之，中国目前城镇化率增速下降，工业产能过剩，已进入城镇化后期和人口加速老龄化阶段，中国经济存量特征明显，这种特征表现在汽车、手机等产品销量下降，出现大量的产能过剩。存量经济主导阶段和以前的增量经济主导阶段存在显著区别，中国增量经济主导持续到2007年，在此期间投资需求、销售需求都非常旺盛。之后，便进入存量经济主导阶段，经济分化现象日益明显。目前，区域的分化慢慢形成了人口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集聚的趋势，西部地区如成都、重庆以及中部地区也能产生集群。中国超大城市的人口还会继续增加，产业也会继续向这些地方集中，这就是分化的趋势。这种分化是市场之手的作用，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但与此同时，还产生了居民收入和财富的分化，这是一个不容乐观的现象。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资源过度集中导致了消费增速下降。收入分配不均会导致一些潜在的问题，比如有效需求不足。中国的高收入人群占全球4%，消费了全球31%的奢侈品，而中低收入人群消费水平较低。这使得从表象来看，中国的消费需求仍然非常旺盛，但有效需求实质上非常薄弱。3
全球经济低增长高震荡的成因与引发的问题
总结全球经济状况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低增长。医疗水平的大幅提高和世界范围内较长期的和平，大大延长了人均寿命，但这也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目前，中国是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担当国，如果中国经济长期下行，世界的经济动能就在减弱，即全球经济进入了低增长阶段。
第二个关键词是高震荡。高震荡，就是不平衡。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The Great Gatsby Curve），是由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根据美国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提出，揭示了社会不公平程度和代际收入弹性的正相关关系，横轴是以各国基尼系数表示的社会不公平程度，其中基尼系数越大，表示社会越不公平；纵轴是代际收入弹性，即父辈收入水平对下一代收入水平的影响该数值越大，表明收入的代际流动性越低，子女处于父辈经济阶层的可能性就越高。由于代际传承的存在，社会分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这样延续下去容易产生较大的货币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全球动荡的因素增加，由此导致风险偏好下降，这就是所谓高震荡。不同于增量经济时代，当全球经济发展减速进入存量主导的阶段，各国矛盾也随之激化。过去是经济全球化潮流，国际分工互利，社会成本下降；现在步入逆全球化阶段，各国交易成本大幅上升，为应对该形势变化，我国也推行了一系列政策。4
目前我国经济政策特征与今后走向
我一直在思考当前政策的逻辑。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一是“未富先老”，二是“未富先债”。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本应是打好经济基础的阶段，但这一关键时期被众所周知的原因所误，中国错过了与日本、韩国同步发展的良好机遇，并且很难通过未来的经济增长动能予以弥补。城镇化增速放缓的现实也表明，通过城镇化带来的需求已经无法拉动经济增长，中国已经步入“未富先老”的时代。另一方面，2008年以后，为了应对美国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而拉动的投资，逐渐形成了“未富先债”的局面。
经济不是仅靠刺激需求来拉动的，本质上，还是要通过改革以及从供给端解决存量问题，我从政策层面提出两条建议。财政政策方面，中央大量加杠杆。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是地方政府债务较重，中央政府杠杆率水平较低，可以考虑通过发行国债支持基建投资。但是，中央政府举债的问题在于，拨款方式和拨款对象无法决断，所以，目前采取的措施仍然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和转移支付。货币政策方面，将银行利润切割给实体经济。尽管理论上可行，但很难落入实操。国家在减税降费方面已取得一些进展。在减税方面，数据表明，今年1-8月非税收入增长了将近两万亿，增速27.3%，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主要是靠非税收入的增长；在降费方面，国家降了非国有企业的费，直接要求国有企业多上缴利润，这也说明中国经济腾挪的空间仍然存在。但是，现在能够触及的只是国有企业，将银行利润合理有效的转移到非金融企业依然难以解决。一个可能的建议是，放宽银行对不良资产率的容忍度，该建议的问题在于对银行的考核标准依然延续，即考核利润和不良资产率。具体而言，银行既不敢放贷给房地产企业，也不敢放贷给民营企业，银行既要承担不良资产率提高的风险，又要承担道德风险。所以，从整体来看，社会信用较为紧张。那么，如何使得银行愿意放贷，使得民营企业愿意投资，就是现在面临的难点。更现实的做法是，引导广大居民敢消费、多消费，为此，政府首先要更好地做到转移支付，至少在社会保障方面，要提高安全边际，补牢社保缺口，提高人民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社会福利，以支持和鼓励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总之，在存量经济时代，调控存量面临着两个障碍，一是高存量是会影响到利益的切分方式，二是政策效应有限，政府的管控是多目标的，但多目标同时实现可能性不大。举例来说，因为要提高环保标准，所以，拆除违章建筑、取消农民的散养等，其初衷是好的，可是，跟经济增速下行过程中要达到的另一目标——经济发展，就存在一定的冲突。这些问题都会影响未来经济结构的转变方向。5
资产配置：抓住集聚带来的机会
最后，让我们将目光从宏观研究转向资产配置，我的主要观点有三：
第一，资产的增量部分不宜再配置到房地产。从大类资产配置角度来看，中国人在房地产上的配置比例最大，占到了居民资产50%以上，同时考虑到国家限制炒房行为，房地产的繁荣难以持续，故建议适当减持房地产的配置。第二，关注债券和贵金属投资机会。近些年，利率将持续处于下行状态，有利于债券投资。此外，全球经济的低增长，使得大宗商品行业缺乏增长机会，但随着全球风险偏好的下降，贵金属获得了更多的关注，黄金等呈现上涨趋势。第三，未来的资产配置会以消费类为主。就周期而言，ROE被视为行业景气度。2012年之前，ROE高的以周期性行业为主，2012年以后，以大消费类为主。业绩好的龙头股将更受资金的青睐，尤其消费类。总结来说，过去的投资应像我2006年写的一篇文章一样，《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因为当时经济处于高增长阶段，货币规模相较而言还不大，中国是世界工厂、重工业化，带动全国消费升级，在那个时期，贵重资产存在非常大的增值空间，应利用杠杆大胆买入。如今的情况是，不仅产量过剩，而且资本过剩，优质资产减少，故投资标的应转化为优质资产，但是，难度在于无法判别何为优质资产。更进一步说，资产配置的逻辑，也是在存量经济主导下的逻辑，是要投资稀缺的、未来价值相对确定性的资产。专家点评
陈卫东：我国经济增速的现状总结与成因分析
IMI学术委员、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指出，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存在下行压力，商品消费增长疲软、投资下行趋势明显、出口压力巨大，这三方面原因导致我们的宏观经济压力较大。从全球异周期调节视角来看，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稳定，财政赤字保持低位，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巨大。因此，我国经济完全有能力在短期内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但是，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风险较大，不可控因素较多，如人口红利下降、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均GDP水平较低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因素恰恰反映出中国的总需求仍然存在很大的填补空间。
经济增长速度，主要是由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力人口和资本存量三者决定。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求动力和中国风险调整空间仍然存在。在这里需要强调，推动中国维持中长期的高增速，或者真正使中国经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着力点还是工业发展和工业体系的完善。尽管中国在全球工业体系里面居于领先地位，拥有强大的供应链体系，但是在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也面临着对外转移的问题。未来中国的发展着眼点是，形成更加合理、完整、有竞争的产业供应体系，提升创新关键技术的能力。劳动力资本可以分为数量和素质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劳动力素质提高会抵补劳动力数量下降的问题，目前中国在基础教育投入方面、基础科研投入方面、人力教育培训方面的提升空间很大。在劳动力数量的下降阶段，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同时围绕着工业体系的提升，解决好品牌建设和品牌质量的问题，继而引发更加旺盛的投资需求，推动相应业态的产生，获得未来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与此相关，在宏观层面上，也需要考虑政府和市场在这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中国财政的杠杆率的确较低，但是在考虑财政杠杆率的时候，不能够把中央和地方割裂开，因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是具有担保责任的，隐性担保和隐性债务的问题，也应该在整个中国财政体系里被充分揭露。继而考虑中国财政有多大空间，如何推动未来工业体系完善高质量发展，同时也需要思考政府资金投入的可持续问题，重新考虑未来全球的市场环境未来，思考如何面对美国的经贸关系寻找更加多元的市场格局，以及如何根据未来的发展策略融入全球经贸规则的调整等。管涛：全球经济的形势给中国带来严峻的外部挑战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国家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指出，总体来看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形势有下行趋势，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全球贸易冲突影响短期难以消除。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关税壁垒高筑；宽松的货币政策难以化解贸易冲突的影响，投资和消费都将收到一定水平的冲击。第二，货币政策逐渐失效。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导致整个经济体陷入流动性陷阱，这也是美联储强烈抵制负利率的主要原因。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与其说是经济走出困境的出路，还不如说是经济陷入困境的反映。结合全球经济的形势来看，我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需要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由过去的追求高增长调整为了现在的谋求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对于经济下行压力作出正确判断，调节经济结构以适应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新阶段。曲凤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三方面隐忧
IMI特约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曲凤杰指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三方面隐忧：一是“后发劣势”有所显现。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积贫积弱，无论在技术还是制度方面学习模仿发达国家的空间和溢出效应大，经济得以快速增长。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在发展的初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发展到一定阶段问题必然显现。作为技术追随者和模仿者，我国产业技术大厦的地基不深，如今甚至面临国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压力和知识产权窃取的责难。长期的技术引进和科学技术的实用主义思想，导致我国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技术支撑体系，技术封锁的杀伤力很大。此外，在制度改革和建设方面我们学习借鉴了西方很多市场经济理论和做法，但有些制度由于缺乏“观念地基”实施起来往往形似而神异，甚至完全走样。那么打补丁似的制度修复反而使真正的制度改革迟缓，延误了时机。后发劣势开始显现，这是中国当前正在经受的历史考验，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凸显，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后发国家如果只沉溺于“经济奇迹”，无视制度转型，结果一定会形成路径依赖，最终反噬经济成果。
二是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三四十年，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世界也逐步接纳中国。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及对其他国家造成的“不公平竞争”不满，重返亚太，主导TPP，试图在原有的多边和区域合作的框架下来约束中国。然而近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认定中国对外合作具有进攻性，中国的国家主导的竞争对自由市场经济构成威胁。中美经贸摩擦以来，我们看到美国对在原有国际治理下约束中国没有信心也失去耐心，所以釆用“超常规”的扺制措施，中美经贸摩擦最大的风险是把中国排除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之外，并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和市场封锁。无论是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真正脱勾，还是长期处于脱勾风险之下都会严重损害中国经济。三是科技创新的生态问题。创新立国已是国家战略，举国体制在少数重大的科技攻关上可以发挥优势，但创新需要适宜的土壤、空气和水，建立创新型国家则需要构建有利的创新生态空间。目前中国研发投入不少，但受财力、缺乏科学精神、奉行实用主义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基础研究被认为没用，至少不是当务之急，基础研究投入比例很低，导致一些重要的基础科学发展远远落后于美国。在美国，从事基础科研的科学家无论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不会比应用研究差很多，而在中国这个差距会非常大。加之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薄弱等问题导致创新动力严重不足。而从模仿创新和技术追随到自主创新和技术引领需要的恐怕不仅仅是时间，还需要创新环境的系统性转变。宋永明：从供需两端寻找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动能
民生加银基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永明指出，回顾来看，2001年，美国的GDP大约是10万亿美元，中国大约是1.3万亿美元，17年后的2018年底，美国的GDP翻了一番，大约20万亿美元，中国的GDP则翻了10倍，达到13万亿美元，排名时间第二。由此可见，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深远。可以说，在17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成功抓住了对外开放、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轮经济增长的机遇。
展望未来，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动能在哪里？我认为可以从“供”、“求”两个方面来寻找答案。在供给方面，近年来我们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下一步经济的增长点在哪里？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市场中寻找答案，因为股票价格反映的不仅仅是企业当前的业绩和发展状况，还反映的市场的预期。今年以来股市增长最快的前十个板块中，有七个板块集中在大消费行业（含医药）和科技这两个领域。人口结构变化、产业升级换代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对消费行业影响相对较小，对医药和科技行业的发展未来有促进作用，如今年科创板的设立作为资本市场头等大事。因此，这两个板块具有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能，值得关注！在需求方面，则要关注货币政策特别是政策有效性的问题。货币政策传导不畅已经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资管新规的推出以及近期利率并轨（改进LPR形成机制）即是重要改革举措。比如，资管新规的推出对中国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革命性的，打破刚兑、消除多层嵌套和资金池既是要化解金融风险，也会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薛军：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及风险分析
财政部金融司金融市场部处长薛军指出，虽然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压力，但是还是有持续性的内生增长动力。2018年我国GDP达到了约90万亿元，增速在下行而每年的增量是巨大的，2018年的GDP增量相当于1996年全年的GDP总量，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增速下行要有理性认识。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高增长，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更多源自内生性动力，我主要从动力、风险和对策三个方面来阐述，先谈谈五个方面的动力。
第一，市场潜力巨大。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经济发展依靠人，最终又是为了人，人是一个根本因素。中国人口众多。其一，人多，市场广阔，随着消费成为主要经济动力，从而使得资本配置更有效率，201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约60%，更多资本向服务创新领域配置；其二，市场广阔有助于形成完整的供应链，我们有条件生产几乎所有产品，也有条件能够消化所有产品，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有利于防范外部冲击；其三，如果众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若能进一步提高，将促使社会朝更文明的方向发展，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第二，城镇化仍有深化空间。目前城镇化比率约60%，进一步上升的速率会降低，但我们要看到城市户籍人口占比44%，其间的16%缺口来自大概2亿多农民工或者其他流动人口。城镇化带来的第一个需求就是房子，居者要有其屋，这对房地产市场也是一个支撑；第二个需求是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中国许多城市中的旧楼房都面临比较大的工程改造，地下管廊等基础设施空间很大；第三个需求是软件方面，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服务、养老、医疗、教育等都需要进行改良和发展，会给经济带来持续的增长动力。第三，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在中国，基于人的因素，很多创新也都触手可及。除了网上购物平台，还有网上教育培训、网络医疗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网络信息的集成也提高了很多行业的生产效率；再如一些高端制造设备和计算机芯片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可以生产绝大多数产品，但是制造产品的设备往往不是中国制造的，来自美英德日意等国家，现在中国也可以制造生产装备，但设备精度和生产成本与先进制造国家还有一定差距，这方面的发展空间很大；再如软件的更新换代，直到目前中国的电脑还主要在用美国的视窗系统和文字编辑软件等，但随着中国一些国产软件的兴起，逐步会替代这些国外软件。近年这些软件的技术壁垒在降低，随着用户体验的积累，替代软件的发展会很快。第四，区域经济发展，也就是经济要素的组织。我国现在重点发展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珠港澳、成渝等区域经济增长极，能够形成辐射效应，把中国的经济从点到面带动起来，这是其他一些国家不具备的，我们在组织生产要素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可以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第五，对外开放。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将来也将继续融入全球化进程，更多方面、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只谈一点，吸引外国资本，不仅仅带来了资金，更多是为中国带来一些政策和市场环境方面的改善，提高软实力，这是很难得的。如果谈到风险，个人认为，中国最大的风险就是“欲速则不达”的风险。具体来说有以下问题。第一个是个人的杠杆，房价高导致个人杠杆偏高，但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稳定，居民收入稳定上升，没有突出风险；第二个是政府的杠杆。总体上政府杠杆不大，但是地方政府杠杆上升的比较快，特别是专项债券发行规模迅速增长。专项债券需要对应项目，如果论证不足，上项目过快过多，会留下隐患；第三个是企业的债务。国企和民营企业的杠杆都相对较高，有的也暴露了风险，企业部门的杠杆不宜再有过快增长了；第四个是银行的风险，这是企业风险另一个方面的反映，银行的系统重要性比较强，不仅体现在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有很多地方的中小银行。当前的形势也为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挑战，政策调整的敏感度在上升。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依靠劳动力，第二个阶段依靠资源、资本，第三个阶段依靠技术，第四个阶段依靠组织生产要素的创新和组合。在第一个阶段，人口规模扩大将带动消费水平提升，进一步带来资源的需求扩大；第二个阶段主要依靠资源的原始积累；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需要依靠基础科学的研究和创新技术的积累，纯粹凭借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是无效的。我国的经济就处于这个阶段，很多方面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为了跳开这个瓶颈，需要关注政策调整的精准度和有效性，精准才会有效，有效就必须精准。要集中政策和资源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即创新能力技术和生产要素的组合。最后，要避免出现一些遗留问题，比如环保、社会等方面，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张继强：从乐观和悲观角度看中国社会的特点
华泰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张继强指出，从乐观主义者的角度出发，中国有几个其他国家不具备的特点：
第一，中国社会存在极强的多元性。第二，我国已经进入了创新的曲线，呈现出S型上升态势。第三，人口多容易带来人才的显现。科技创新的一方面原因是积累，另一方面原因是少数人确实天赋异禀，带来创新的思维。同时，适度的贫富差距也是一种创新的激励机制，创新的产品会引起富人更多的消费，反过来也推动产品的创新。第四，中国人口集聚程度较高。比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服务业人口聚集较多，从而产生集聚效应。这样的集聚使得当地的社会级差较大，容易形成创新的自我循环和内部市场。那么从悲观的角度来说，中国也具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中国缺乏某些产品的制造能力，很多产品的制造设备和革命创新均来自于美国。第二，经济问题逐渐向社会问题演化。尽管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改善，但是改善的层次不同，继而加大了贫富差距，再借由当今的信息传递速度，人民拥有了更多的表达方式，将经济问题演化成为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三，债券市场的利润较难维系。过去可以通过杠杆获取利润，但是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在转型过程中，债券要从两个方面获取利润，第一是赚取大量资产配置的钱，但是首先需要进行大量融资；第二个赚信用下沉的钱，这对人力的消耗很大。赵小强：市场人士看政策选择中出现的问题
融通基金固定收益部总经理赵小强指出，当前中国的政策选择中出现了几大比较大的问题：第一，政策出台频率过高。引起债券市场收益率波动的因素，不是经济增长或者通货膨胀，而是各种政策的相继出台。一方面，目前的很多政策都是针对之前的政策进行删改，起初就缺乏长期的应对政策；另一方面，我国政策制定时所参照的统计口径在不断变化。作为市场分析人士，在应对政策调整时，数据的统计口径已经发生了变化，此时就很难进行分析，还有某些经济数据停止公布，分析时缺乏参考指标。所以第一个建议，就是长期化政策稳定预期，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经济运行的成本上升。
第二，政策市场化水平不够。以年初部分破产的违约民企为例，中央出台相关政策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但是在实操层面，很多政策最终还是违背了市场化原则，运用行政性指令，要求银行向民企放贷，要求债权人同意延期。而市场经济基础就是契约化，如果契约化没有做好，这些政策会越来越反市场化运作。第三，债务问题造成政策扭曲现象。从城投债大爆发开始，地方债务不断加重。地方债务划分为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专项债务并不规范，数量也正在积累。目前，不论是银行的资金，还是投资者的资金，几乎都流向了房地产和城投两个领域。如果没有把这两个最根本的政策扭曲带来的问题，尤其城投债问题解决，很有可能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出现非市场的投资方式。编辑 钱开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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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研究所聘请了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9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委员、学术委员和国际委员，80余位中青年专家担任研究员。
研究所长期聚焦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宏观经济、金融监管、金融科技、地方金融等领域，定期举办国际货币论坛、货币金融（青年）圆桌会议、大金融思想沙龙、麦金农大讲坛、陶湘国际金融讲堂、IMF经济展望报告发布会、金融科技公开课等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形成了《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天府金融指数报告》《金融机构国际化报告》《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等一大批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2018年，研究所荣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院属研究机构奖，在182家参评机构中排名第一；在《智库大数据报告（2018）》中获评A等级，在参评的1065个中国智库中排名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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